編者按:雖然美國大選已經(jīng)塵埃落定,但這場活劇帶來的喧囂還遠未結束,例如,民眾開始質(zhì)疑Facebook的假新聞影響到了美國大選。我們感到越吃驚,就越說明我們?yōu)樽约褐圃斓?ldquo;過濾氣泡(filter bubble)”有多強。著名科技評論專欄 Stratechery 的作者 Ben Thompson 在本文分析了互聯(lián)網(wǎng)環(huán)境下科技媒體所發(fā)揮的作用,Twitter 能給我們的最好的東西,也就是一根戳破氣泡的長桿——當然,前提是你愿意以“正確”的方式去使用它。
美國大選期間,社會影響最大的科技界人士可能要屬不太引人矚目的杰夫·貝索斯了。早在2013年,貝索斯收購了《華盛頓郵報》,其大選報道一直是業(yè)界典范。郵報八月份的報道,尤其是 David Fahrenthold 的那篇文章中,包含了大量的獨家爆料,產(chǎn)生的影響要大過許多推文、博文或者民主黨票倉加州的休假通知電話。貝索斯明白的道理在科技界實屬老生常談:影響力來自基于一定規(guī)模的可重復過程的構建。在《華盛頓郵報》這個例子中,相比我們?nèi)魏稳霜氉阅苋〉玫某晒?,培養(yǎng)一家強大、自信的媒體所帶來的回報要多得多。
在貝索斯剛完成收購的時候,我寫過一篇名為《重建被科技摧毀的世界》的文章。這篇文章比 Stratechery 的多數(shù)文章都要短很多,所以在這里請大家允許我偶爾引用全文:
華盛頓郵報瀕臨破產(chǎn),并最終被低價出售。這位收購者的事業(yè)開始于華爾街,卻轉(zhuǎn)向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產(chǎn)業(yè),并從這里賺取了大量財富。他所買下的報紙擁有一個輝煌的歷史,但肯定會在幾年內(nèi)不斷虧損。
我不是在說剛剛買下華盛頓郵報的貝索斯,我說的是曾在1933年買下郵報的尤金·邁耶(Eugene Meyer)。上世紀20年代,邁耶放棄了華爾街的優(yōu)厚待遇,抓住化工用品行業(yè)蓬勃發(fā)展的時機創(chuàng)立了聯(lián)合化學公司(今天的霍尼韋爾公司)。在賺到上百萬財富后,邁耶將他的余生都投入到公共服務和振興郵報的事業(yè)中,并為此耗費了數(shù)百萬美元。
邁耶的做法在許多方面都與其他行業(yè)富豪一致。像范德比茲、洛克菲勒、卡內(nèi)基這樣的家族,他們在鐵路、石油、鋼鐵等領域完成財富積累后,都會投資大學、博物館等其他一系列文化基礎設施。
這個傳統(tǒng)讓貝索斯的收購看起來意義非常,這像是一個破釜沉舟式的行為??萍籍a(chǎn)業(yè)正在不斷孕育新型商業(yè)富豪,他們也在重復傳統(tǒng)富豪們的做法。馬克·扎克伯格向紐瓦克市學區(qū)捐獻了100萬美元,F(xiàn)acebook 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始人克里斯·休斯收購了《新共和(The New Republic)》。但兩者的意義似乎都不像貝索斯的收購一樣重大,后者是一位獨樹一幟的科技大鱷,買下了全國排名第三的報紙《華盛頓郵報》。
科技大鱷買下《華盛頓郵報》,顯然這件事的諷刺之處在于,科技已經(jīng)摧毀了傳統(tǒng)報紙的商業(yè)模式。倒不是說報紙在這里有什么特殊之處。正如一個月前我在《阻力》一文中寫道:
如果只用一句話來描述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作用,那就是消除阻力。
隨著阻力被消除,基于阻力構建的所有事物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,包括價值、隱私、謀生方式。而且這只是其中的三個例子!互聯(lián)網(wǎng)正在瓦解幾乎所有我們的社會所依賴的制度和社交行為的基礎。
在《華盛頓郵報》和其他報紙掙扎著尋求自身存在價值的同時,我們看到新社會秩序?qū)ξ覀兊纳嬎a(chǎn)生的毀滅性影響正愈加嚴重?!侗罎⒅械拿绹鴫簦–rumbling American Dream)》一文中的這一段值得一讀:
但就在地平線以外,正醞釀著一場全國性的經(jīng)濟、社會和文化的劇變,它將徹底改變1959年這一屆克林頓港市高中畢業(yè)生后代的人生際遇。這種轉(zhuǎn)變會是驚人且悲傷的,因為克林頓港市最后成為了這場橫掃美國的劇變中的典型代表。
克林頓港市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制造業(yè)的衰落。但在我看來,制造業(yè)的衰落史正是科技業(yè)的發(fā)展史。對生產(chǎn)力的不懈追求,盡管摧毀了我們大多數(shù)機制的根基,但總體上還是創(chuàng)造了大量的財富。
在這方面,貝索斯正在做的事情可說是他的責任所在??萍?mdash;—注意我指的是廣義的科技——已經(jīng)摧毀了太多;而重建這些事物必將是科技界人士的責任。
然后,我擔心我們這個行業(yè)很不幸地還沒有為這些責任做好準備。我們粉飾輟學行為,為無盡的工作時長背書,還為幾乎與現(xiàn)實無關的自由主義者理想進行捐助。我們聲稱創(chuàng)意不重要,然而硅谷風險基金a16z 的合伙人克里斯·迪克森在《創(chuàng)意的迷宮(The Idea Maze)》中寫道:
實際上創(chuàng)意很重要,只是這里所說的創(chuàng)意不像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定義的那么狹隘。好的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創(chuàng)意是成熟的,是制定了多年的計劃,并根據(jù)世界的變化準備了多種可行的方案。
但我們這個行業(yè)真的理解這個世界么?
接下來談談我自己。
我的人生軌跡跟人們印象中的技術人員大相徑庭。我本科是學政治學的,曾在全國最大的校報當編輯,也曾打算在政界工作??僧厴I(yè)后,我去臺灣旅行,留在那里教英語,后來組建了家庭。六年后,我僥幸被一個一流MBA項目錄取,可是找實習的時候幾乎每家科技公司都將我拒之門外。因為我沒有相應的背景——我沒有在科技行業(yè)的經(jīng)驗。
但是,我并不缺乏其他方面的人生經(jīng)驗!我的閱歷很豐富,從中也收獲了許多觀點和想法。結果證明有一家公司是看中這些的:蘋果在結束我第一輪面試后的24小時內(nèi)就決定雇用我。
我想,能得到工作機會與以下這段話有關:
“只靠科技是不夠的——這一點一直刻在蘋果的 DNA 里。只有當科技與人文相結合,才能產(chǎn)出讓我們真心贊美的果實。”——史蒂夫 · 喬布斯
所以,科技圈外的人生經(jīng)歷反而成了我最大的財富,至少在這家絕大多數(shù)創(chuàng)始人都無比崇拜的公司是這樣的。但是,有多少人真的踐行這則箴言、這條哲學?更多的人似乎與彼得·蒂爾想法一致——他曾說推動科技進步的最佳方式是“不鼓勵人們投身人文學科”。
蒂爾所說“推動科技進步”的最佳方式或許沒錯,但進步是一個客觀事實;而進步帶來的是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后果還尚未知曉。
這周末我讀的第三篇文章有關社會科學家丹尼爾 · 卡尼曼,題為《剖析影響力(The Anatomyof Influence)》。
卡尼曼的職業(yè)生涯講述了一個想法是如何成長、尋找分布廣泛的追隨者、最終重塑整個學科的故事。在做引文分析的學者眼中,卡尼爾絕非凡人。“看到他影響了多少個社會學科的領域,你會覺得難以相信”,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后研究員杰文·韋斯特說。杰文曾參與開發(fā)一個算法,追蹤想法如何在學科間傳播。“你很少看到有人能有這么大的影響力”。
但學術影響力并不好定義。衡量標準是引用次數(shù)、獎項數(shù)量、名校教職、著作銷量或者由美國著名記者查理· 羅斯采訪桌上的一席?韋斯特覺得還有其他更使人信服的因素:“卡尼曼的職業(yè)道路證明了學術影響力是可以消融學科邊界的能力。”
交集催生影響。但是,作為一個行業(yè),有時候感覺我們在出色的產(chǎn)品經(jīng)理、工程師或設計師身邊筑起的邊界越來越堅固,即便我們愈發(fā)迫切地需要跨越邊界。蒂爾有關哪種專業(yè)推動進步的說法并沒有錯;然而,認為科技生來完美的盲目樂觀卻非常危險。
科技正如以前一樣摧毀著世界;而我們是否擁有遠見卓識,能夠重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?我們是否在意這些重要的事情?
我對杰夫·貝索斯有信心,但我更擔心我們其他人。
如果說本次大選僅僅是加深了這些焦慮就太輕描淡寫了。與黨派無關,只是客觀來說,在追求幸福——用科技界術語來說就是用戶參與——的過程中,科技使客觀事實變成了犧牲品,人們的生活和自由也危在旦夕。
幾周前,在 OculusConnect 3開發(fā)者大會的主題演講中,F(xiàn)acebook 的創(chuàng)始人兼 CEO 馬克·扎克伯格詳細介紹了 Facebook 的愿景,而我卻覺得令人心寒:
在 Facebook,這是我們?nèi)耐度肴プ龅氖虑?。我是工程師出身,我覺得工程師思維的關鍵在于我們懷抱希望和信念——我們可以拿來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種系統(tǒng),改進它,讓它變得比現(xiàn)在好得多。延伸到世界上任何事物,不管是硬件、軟件、公司、或者開發(fā)者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,我們都可以接手,把它變得特別特別好。今天,當我環(huán)顧四周,我發(fā)現(xiàn)許多人都具備工程師思維。我們都清楚自己想要改進什么、想讓虛擬現(xiàn)實達成什么目標……
虛擬現(xiàn)實軟件的魔力就是存在感;當你和某個人在一起或在某個地方時的真實感覺。說到虛擬現(xiàn)實,最讓我興奮的唯一原因就是幫助這個社區(qū)打造這款軟件進而創(chuàng)造這些體驗。因為這就是我們在 Facebook 的工作。我們做軟件、做平臺,讓幾十億用戶與他們關心的人和事聯(lián)結。
且不說關于虛擬現(xiàn)實的部分,讓我不安的是植根于扎克伯格宣言中那隱約的烏托邦思想:工程師只憑強大的意志力就能讓事物變得更好——而 Facebook 正是那樣一個例子。事實上,科技公司的效率能有多高,F(xiàn)acebook 是再好不過的例子;可它也恰恰證明,當把效率花在對「聚集人氣」的追求、而不顧特定的客觀事實和對社會的廣泛影響時,會帶來多大的問題。
今年春天,在一次熱炒的爭議中,F(xiàn)acebook 被揭發(fā)出有政治偏見之嫌:在一個來自負責 Facebook 熱門話題(Trending Topics)板塊的外包團隊中,一名成員聲稱他們壓制了保守傾向的新聞報道,因為團隊成員偏向自由派。經(jīng)過調(diào)查,F(xiàn)acebook 沒有發(fā)現(xiàn)所謂壓制的證據(jù),但最終還是解雇了整個團隊,轉(zhuǎn)投了算法。可沒過幾天,熱門話題板塊里就出現(xiàn)了假新聞;之后的幾周里,假新聞又至少出現(xiàn)了四次。
的確,熱門話題從來都是一個次要板塊。但更令人不安的是,此事暴露出 Facebook 動態(tài)消息(News Feed)功能中假新聞的泛濫。這并不令人奇怪,因為 Facebook 用戶是活生生的人,他們當然希望接觸到的人和事都能肯定自己的既有觀點,不管這些觀點是真是假。
但別弄錯了,假新聞帶來的結果是一筆大生意。我已經(jīng)連篇累牘地寫過 Facebook 的盈利潛力,也提到過之所以 Facebook 能碾壓 Twitter,動態(tài)消息功能使用的算法是一個重要原因。比起讓人們?nèi)ふ蚁肟吹膬?nèi)容,把這些內(nèi)容直接呈現(xiàn)給他們總是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;同樣的道理,比起認真地報道真相,編造新聞的成本更低、也更有利可圖。
而正是 Twitter 在反復重申自己是對抗 Facebook 算法機制的靈藥:的確,假消息可以通過推文傳播,但真相也會迅速跟進;憑借轉(zhuǎn)發(fā)和引述功能之力,虛假與真實兩方都比在 Facebook 上時更加不可回避。比起 Facebook,Twitter 更好地體現(xiàn)了最高法院法官布蘭代斯(Louis Brandeis)在惠特妮訴加州案中那著名的協(xié)同意見(重點為筆者所標):
為我們國家贏得獨立的先驅(qū)們相信,合眾國的最終目的是要讓人們能自由地發(fā)展其才能;他們相信,在合眾國的政府中,審慎的力量必須壓過專斷。他們珍視自由,不僅把自由看作是目的,也把它看作是手段。他們相信幸福源于自由,而自由來自勇氣。他們相信,要發(fā)現(xiàn)和傳播政治的真相,允許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思考、自由表達是不可或缺的途徑。如果沒有言論和集會自由,討論就毫無意義;而如果有了這樣的自由,討論就往往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力,抵制有害思想的擴散。他們相信人民的惰性是自由最大的威脅,相信公共討論應該是政治義務,而這應當是美利堅政府的一項基本原則。他們認識到,所有人類組織都會面臨種種威脅。
布蘭代斯的協(xié)同意見是對言論自由的辯護,但這份權利是針對政府行為的,而私人所有的公司可以隨意按其所愿治理自己的平臺。然而,在一個言論富集的時代里,言論自由又意味著什么呢?當信息稀缺的時候,限制言論是一個真實的威脅;而當信息富集的時候,把人們與他們可能會反對的言論隔離開,其影響也是罔顧事實、不可接受的。
需要明確的是,Twitter 被濫用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,而且是它疏于解決的。(管理層)決定放縱這個問題,不僅損害了 Twitter 的人情味,也挫敗了它的業(yè)務。Twitter 用戶可以匿名攻擊他人,從而不靠公權就能壓制他人觀點,這給 Twitter 帶來的傷害是真真切切的。但我越來越害怕的是另一個極端:人們織起一個個繭,凡是有悖于自己世界觀的觀點都被封鎖在外,只因為那會觸碰自己的底線。其結果,人人充滿惰性,沒有能力與其他任何人達成共識。
這就是為什么 Twitter 必須被拯救:網(wǎng)絡和媒體的結合是無可取代的,特別是在當今,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。但哪怕《華盛頓郵報》做得再好,它也只是茫茫媒體中的一員。媒體用以傳播信息的平臺才是那個真正的天平,但 Facebook 已經(jīng)明確了自己的頭等目標:吸引人氣、聚集財富,而它對「工程師能讓一切變得更好」的確進一步促成了這個目標。至于這種只關注怎樣讓人們覺得舒服的做法會帶來怎樣的外部效應,他們并不關心。
相反,Twitter 的弱點正是它極度依賴于人本身。用戶要自己構建消息源,自己尋找關系網(wǎng),自己傳播所思所想、即便或許根本沒人愿意聽。然而,這個弱點帶來的回報,就是能把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速度傳播出去。這對社會是有益的。這份外部效應應當被守護。